高岩，1976年入伍，在唐山机场某连服役，目睹了唐山大地震的全过程，参加了抗震救灾活动。他认为自己是个有心人，认识到这场灾难将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因而注意观察了周围很多细节，并做了记录。
连长说：“原子弹爆炸了，赶快抢占工事！”
那一年，我刚满20岁，在唐山机场某连服役。我们部队驻地在郊区的一片大苹果园里，一排崭新的平顶红砖房整齐地环立在足有两层楼高的406雷达天线旁。从这里往东是唐山市区，往西紧挨着飞机场跑道，往北两华里是唐山机场的场站机关；往南不远，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叫做“碑子院”。
1976年的夏天显得非常奇特，出现了许多古怪的征兆。雷鸣闪电伴着滂沱大雨下个没完没了。老兵们望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大水，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水；炊事班那头已经生养过几代子孙的老母猪突然吃起自己的新生小猪来；大震头几天，碑子院村鸡飞狗跳，在我们营地都听得真真切切；井水变浑了，河水突然倒流起来，道路多处翻浆……
7月28日凌晨三点钟，我被叫醒换岗，这是一班到4：40分的夜岗。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外面这么静啊？连每天夜岗都咬得我难受之极的蚊子都不见了。我按惯例隐蔽到距雷达天线20多米的果树下。时间大约到了凌晨三点半，天地越发显得昏暗，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感爬上我的心头，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开始绷紧了。
突然，从雷达天线车的方向传来一阵金属的哆嗦声，十几米高的塔形铁掌显然是正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摇晃着。“有情况！”我惊恐地端好枪，一步步向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一步，两步，三步……第五步还没落脚，天线上空忽然闪出一个月亮般大小、边缘松散的大白球。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把大地足足照亮了两秒钟，房屋、果树、小草等都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还没等天暗下来，脚下已经剧烈地摇晃起来，一切都在翻江倒海似地动。“是原子弹袭击？不对，没有冲击波。啊——是地震！”大脑在瞬间就形成了判断。
我拼命地喊起来：“地震了，地震了！”在摔倒在地之前，我本能地拉了一下枪栓，扣动了板机。没有子弹的枪膛里发出可怜的空响，立刻就被甩飞了。随之而来的是如千百架飞机启动时的巨大轰鸣，毫不客气地压住了我声嘶力竭的呼喊。我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清，整个人在地上一会滚向东，一会滚向西，很快就分不清方向了。大约过了几十秒钟，在渐渐远去的隆隆声中，我刚好滚到一根排球网柱下，赶紧抓住它，踉踉跄跄地站起来。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排排崭新的小平房，竟一间也没有倒，几个门口，人正不断地跌出来……
我强咽下一口唾沫，润润喊哑了的嗓子，同时奔到窗台下，捡起用来计算站岗时间的小闹钟。此时时针正好指向3点37分。这个钟不一定准确，这个时间却让我牢牢记住了。
震后仅仅几分钟，在砸塌的雷达车上，在大路口，在防地的周围，都出现了持枪的身影。连长提着手枪指挥着：“原子弹爆炸了，赶快抢占工事！”我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用沙哑的嗓子喊道，不，不是战争，是地震了。他愣了一下，立刻命令大家离开建筑物，全集中到操场上去。
震后7分钟，战士们已经开始奉命行动了。一部分人坚守岗位，修复雷达工作室，另抽出10多人由指导员带领，奔向离连队最近的碑子院(1984年出版的军史上这样记载着：“在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驻唐山市郊的某部十连，震后不到七分钟，即赶到一公里之外的生产大队，抢救遇险群众……”)。那时，天上断断续续地下起了雨，脚下每几分钟一次的余震，使路上的人像喝多了酒似的东摇西晃。
到了村口，借着闪电的余光，大家都呆住了——这是那个熟悉的繁华的小村庄吗？再也看不到那片冀东特色的绘有壁画的平顶灰砖房，脚下是一堆堆大土包。十几个惊魂未定的幸存者穿着裤衩在那儿哆嗦着，有的还紧紧抱在一起。周围到处都是呼救和哭喊声，这些人竟无动于衷。一个赤背上淌着血的村干部显然已经动员了大半天，嗓子都喊哑了，但呆若木鸡的人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的出现，好像一针强心剂，僵死的人们开始活跃起来。那村干部更像是见救星，猛扑过来，抓住指导员的手，带着哭腔说：“咋办啊，这可咋办啊？”指导员跳上一个大土堆，挥手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有部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快给我们带路啊！”
“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群众的情绪终于正常了，喊着口号，很激动。
我们最先从身边的土堆里扒出一个小男孩，又从木梁下面拉出他那断了双腿的母亲。血，搀杂着墙灰土的人血，有生以来第一次沾上了我的双手，粘糊糊的，带着一股刺鼻的腥味。我和两个老兵领着几个群众首先向村子里边跑去。跨过几处木头与砖堆，又越过半截断墙，眼前猛然闪出一具白乎乎的丰满女尸。两位直了眼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往裸尸上盖一条破被单。一问，新婚丈夫还埋在旁边的砖瓦中，我竭力控制住涌上大脑的热血，忙和大家奔上那座半人高的房堆，用双手疯狂地扒开了……
在当时，所有铁锹、镐头等工具都被埋到了土堆里，就是有，我们也不肯用，一切只是为了群众的安全。所以救人扒口子，全靠手指头。
玻璃、瓦片、钢筋很快就把双手划得鲜血淋漓。盛夏季节穿的凉鞋不断碰到钢筋上，脚裂开了一道道肉口子……我们竟觉不出疼来。有个群众手下扒出了一个蚊帐，我忙跑过去，按了按那个蚊帐，像皮球一样有弹性。这是人肚子！我忙把大家都喊过来，小包围圈里出现了四五双手，砖、瓦、木片、灰土纷纷飞向一边，很快那赤条条的大腿和热乎乎的身子就露出来了。几分钟后，一幅惊心动魄的惨景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两根水桶般粗细的房梁，紧紧地挤住了一个扁脑袋，两条胳膊缩在胸前，不断地抽动着……我抢上去用力推开房梁，伸手搂住那个不规则的头颅，血水和脑浆顿时倾泻在我的军装上，染花了一大片。新郎在我怀中噗噗地直喘气，紫色的泥沙和血浆不断从口鼻中喷出来……
记不得两具尸体是怎样抬到一条被单上去的了。从那时起，我的头脑空白了，人也变得疯狂了。我几步跳出院子，用力挥动着胳膊跑着，喊着：“哪里还有埋着的人？哪里还有埋着的人？”我们几个人，像一股狂热的台风，用几乎是拼命的速度卷过一家又一家，很快又救出三个喘着大气的小伙子。但还没等看清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就又被呼救声给叫走了。等忙了一圈回来，脚下竟是三具僵硬的尸体了。这件事每每想起来，我就为没对他们及时进行人工呼吸而内疚。直到多年后一位大夫听了我的叙述以后明确指出，他们可能是死于严重的内伤时，我的心才平静了一些。
被救的小伙子泪流满面地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叫解放军”
我们折回村头，这里已经像开了锅一样。同志们得知市里的？耗以后，正围着干部们请愿呢！“唐山师范学校告急！”这急促的喊声立刻使人们安静下来。唐山师范学校有四五百人还埋在坍塌的楼里。这所学校在当地的唐山也是一所高等学府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倒塌的大院内，稀稀拉拉的几个同学，散布在三座不如平房高的楼堆上，在暴雨的冲刷下，一股股红色的小溪流正从碎墙和裂缝中涌出来。很多死者的四肢和腰身暴露在水泥板堆外面。呻吟和惨叫声从脚边一直响到废墟的深处。我也顾不得听指挥了，几步跨上这震前的三层大楼顶，迎接我的是变了调的“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呼叫。一个大个头男同学，最先扑过来，抱住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一条水泥板和碎砖支成的窄缝里，一个男低音从里面时断时续地传出来。余震袭来，那条缝隙又缩小了几分。我脱下军装，从那条缝隙里强挤了进去。里面黑咕隆咚的，足有5米多深，借着洞口的余光，我好半天才看清里面的一切。一辆变了形的自行车梁，紧压在那男同学的腰上。车上是块破床板，再上面是一块摸不到边的水泥预制板，离他只有一米多高。余震伴随着地声滚来，尘土中床板又“咔咔”地断了好几截。只听一声惨叫，自行车下的人又疼得昏了过去。我用力吐出溅进嘴里的灰土，情急之中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余震一个接着一个，要说不害怕，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我只要后退出几米，声称里面已经卡死了，无法搭救，自己就可安然无事……可是在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军人都置生死于不顾了。后面几个焦虑的声音喊道：“危险，解放军同志，你赶紧出来吧！”我硬着头皮说没事。
这时车子下面的那个同学带着哭腔说：“叔叔，我……全靠你了……”其实我那年才刚刚20岁，跟他差不多大。情急生智，我忽然想到了中学时学过的杠杆原理，于是顺手摸了一根铁棍，迅速插到自行车的车梁底下，使尽全力用半个身子压下去。啊！自行车居然活动了，慢慢抬离了伤员的腰。我忙在棍下垫了块石头，又继续撬起来……就这样，硬是在这几乎不可能抬起的数吨重物中，牢牢地支起了一个微小的空间，我兴奋地抱住他的腿，一点点向透进生命之光的洞口挪去……洞口早聚集了一大批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俩拉出来，还没等站稳，只听轰隆一声，在余震卷起的尘雾中，那道窄缝就永远地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我吃力地背起断了腰的男同学向操场走去。这位1.80米的大小伙子压在我只有1.60米多一点的身躯上，实在是让我勉为其难。一不小心，脚板踩在木梁的一根大铁钉上，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的疼痛。好不容易到了操场上，才发现自己的大脚趾头上的指甲已经快掉下来了，可能是刚才碰到了石头上，仅剩一点皮连在脚上。那个被救的小伙子死死地抱住我的左腿，泪流满面地问我的名字。我不说，他就死死地不松手。我费力地？开他的手，告诉他：“我叫解放军。”趁他一愣神，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跑开了……
我没有计算自己一共救出了多少人，我相信所有的战友们都没有计算过。除非这个人有毛病。后来《空军报》的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报道我先后救出了“十几个阶级弟兄”，我未置可否。我想，那应该是最小的、最保守的一个数字吧。
我想我有必要一个小小的细节讲给大家听。
在我和四个小伙子组成的救人小分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个老教师不知从哪儿拿来了10多个生桃子。“来来来，每人一份，吃完了再干。都三点多了。”“什么？”我暗吃了一惊，这就是说，从凌晨接岗到现在，我已经整整12个小时米水未进了。人就怕松劲，这样一想，我顿觉眼前一黑，好半天才定住神。作为解放军战士，我们连队在那个苹果园已经驻扎了10多年，还没吃过人家一个苹果，但是现在，我却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目光死死地盯住了那几个生桃子。不过，我还是毅然推开了老师那捧着桃子的手，说：“谢谢您，我不能吃。我省下一份，群众和伤员就能多吃一份了。”老人老泪纵横……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精彩故事，这是发生在唐山大地震中军民之间无数真实往事中的一个。
哄抢者把一些战士打成重伤
我永远无法忘记震后最初几天那不太和谐的音符。
在倒塌的冷库中，5万头生猪被大雨冲刷着，散发着诱人的味道；银行那摔裂的保险柜旁，飞舞着一张张崭新的“大团结”；商店里原先摆在柜台上的手表、收音机、呢料现在全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哄抢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先是自发地拥向食品店，拣出里面可吃的东西填饱肚子，然后找到布店，用一块块布匹裹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吃饱穿好后，一些人终于原形毕露了，带头冲向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在商店，他们掠走了一切能搬动的东西；在银行，成捆的钞票塞进了扎起裤脚的裤裆；在食品厂，有人因分赃不均而厮打成一团……新市区百货商场，这个唐山最大的商业中心废墟边，部队战士手挽手组成三道人墙还是被冲开了；路南区那个空空的保险柜，碑子院那个被抢得见不到一块整砖头的供销社，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着……
在这极度混乱的状态中，“八一”军旗下的战士们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再次冲上第一线，保护这批唐山明天的物质基石。战士们的血，再次流下来。有的战士几乎被打死，手中还死死抓着一捆布！
当我和另一个战友被派驻某供销总社时，唐山公物的守卫者们接到了“险况时可以开枪自卫”的命令。
我还清楚地记得，面色严峻的指导员先向我们通报了发生在昨天的惨剧：在某供销社，几个陆军战士，全部被打成重伤，造成终生残疾。接着再三叮嘱我们，情况危急时，第一个点射，只准朝天上放；第二个点射，只能朝人头上方的空中放。实在吓不跑，也只准射他们的腿部，尽量不打死一个人。
黑夜降临了，在零星传来的枪声中，我端着压满30发子弹的冲锋枪，警惕地巡逻在一堆堆公物边，那废墟中用塑料布搭起的窝棚里，另一位等待换班的战士就枕在装有几十万公款的铁匣子上睡觉……
几天后，枪声停了，各级组织基本上恢复了，一场限期退赃还款的运动开始了。当街挂起的高音喇叭里，整日整宿地呼喊着：“广大社员注意了，广大社员注意了，限期XX日晚12点前，把公共财产送还原处，过期不还者，查出严办！及时送还者，概不追究！”
人，毕竟是人，当他们的头脑清醒后，意识到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时，惊恐和悔恨马上占满了整个身心。他们没有勇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公物送还回来。于是，每当夜幕降临时，一群群黑影重又活跃在几天前他们来过的地方，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商店、银行、工厂的军队警戒线外，冒出一堆堆的物品。
摘自《我的197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唐禹民，辽宁省朝阳市人，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转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杂志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抹不掉的记忆》、《体育摄影理论与实践》、《体育摄影》等。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1976年7月28日的这一天，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一场被世界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抹掉了”。
地震当天，我就飞往唐山，在飞机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地震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很快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几乎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我们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大地震后第一架降落到唐山机场的飞机。天空正下着雨，飞机滑行时跑道溅起了道道水浪。走下舷梯，一股凉风细雨袭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战。指挥塔楼已断裂倾斜，电线杆拉着断线斜躺着，偌大个机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完全陷入了一片瘫痪状态。
领导和机关人员到来，迅速组成了机场指挥部，调来塔台车，扯起帐篷，架起电话线、安装电台，各个环节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为了全面掌握灾情的第一手材料，我申请了一架被称为“空中轿车”的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路北区的建筑物倒的倒、塌的塌，留下的只有残墙断壁，线条清晰的完整房屋已很少见；工业区的情景更令人心寒，唐山钢铁厂、422水泥厂以及陶瓷厂已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及烟雾所笼罩，隐约见到一大片高低不平，黄灰色的碎砖乱石，几乎所有民房倒塌，酷似一片荒无人际的大漠。
市区的几条主要道路挤满了来往的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从空中看不出有行进的迹象。20多分钟的飞行，我将唐山整个市区尽收镜间。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
在机场南头停机坪上，空军战士们正往直升机上搬运一箱箱食品，准备空投。我随乘808号直升机飞往市区，在飞行中，我发现大部分食品是饼干，还有很多塑料袋装着馒头、烙饼。每个袋里都附着一个信封，我好奇地抽出一个，只见信封上写着：送给唐山人民。落款是：河北邢台一市民。信中写道：亲爱的唐山父老乡亲，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深知遭受地震灾害的痛苦，1966年3月邢台地震，我家破人亡，在极度悲痛之时，敬爱的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给了我精神力量。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也包括唐山人民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艰难时刻，我们从废墟上爬起来，历经磨难，重建了家园。我连夜烙了几张薄饼送去，以解燃眉之急……看着这火一样炙热的书信，谁人能不动情？
直升机来到预投空域，位置大概在火车站以东，这是个人口稠密的重灾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地面看得一清二楚，市民们聚集在废墟上，仰望天空，双手不停地摆动着。机务人员把舱门打开，系好安全带，将一箱箱一袋袋食品投下去。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由于地面道路、桥梁的严重损坏，救援部队和物资受阻，机场便成了抗震救灾的生命线。指战员们顶着烈日，穿着背心裤衩，用目测指挥着飞机的起降，一天最多时起降达350多架次，共指挥了数千架次飞机的安全起落。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空运到唐山机场，机场的停机坪上堆积如山的医药、帐篷、油毡、塑料布、食品等救灾物资，又从这里用汽车运送到各区县，有些应急食品进行了空投。
7月29日，由于市区车辆无法通行，我只得从机场步行前往市区。
大地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原来宽阔的路面已使行人难以插足，车辆无法通行。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人们，在残垣瓦砾之上用各种残余物搭起了躲避风雨的窝棚，人们后来叫它为“防震棚”。防震棚挨近路边，停放着一些用被褥包裹着的尸体。
目睹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悲哀、苍凉的情景，完全可以致人精神分裂。我参加过正规战争，战争的残酷令人怵目惊心；然而，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间遭到毁灭，夷为墟土，变成埋葬24万生灵的坟墓，唐山的灾难要超过战争的残酷千倍万倍……
人们在废墟上架起了锅灶，从路边排水沟里掏些水，捡拾一些能填口的食物，煮一煮充饥。空中飘荡着缕缕炊烟，宛若死难者的幽魂。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惩罚的枪声不断响起
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郊区的一些人，他们开着拖拉机、赶着小驴车，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涌来。他们在废墟上掘地三尺，无情地掠夺无辜者的财物，遇难者的尸体也逃不过这些人的搜刮。
在这抵御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悲哀，因为它严重地剥蚀和残害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当公安人员和民兵警觉地发现抢掠者的犯罪行径时，他们从瓦砾中爬起来履行职责，废墟上空响起了枪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在告诫那些梦想发“国难财”的抢劫者。
唐山机场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7月28日下午6点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腐败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链接·
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